又见外资行撤离。不久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新银行”）总裁廖贤志在媒体见面会上透露，在出售所持上海农商行的股份后，将计划出售所持天津银行股份。几天后，北京银监局网站显示，花旗银行关闭北京阳光向东支行申请获批。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是不少外资行面临的问题，近年来金融经济低迷，也让外资行纷纷收缩战线。

不断“瘦身”

对于出售天津银行12%股份，廖贤志表示，由于澳新银行在中国的零售业务份额较小，未来要聚焦全行资源在最擅长的机构金融领域，澳新银行将逐渐出售在亚洲银行的股权，以弥补资本充足率和聚焦本身业务。

事实上，去年10月，澳新银行就曾宣布将中国地区以及亚洲地区的财富管理与零售银行业务出售给新加坡星展银行；今年1月，澳新银行又以91.9亿元的交易价格出售了上海农商行20%的股权。

花旗银行则是在网点数量上不断“瘦身”。除了本次关闭北京阳光向东支行，去年花旗曾先后关闭了5家在华支行，分别为深圳车公庙支行、大连星海湾支行、北京望京支行、深圳前海支行和上海延安西路支行，这种现象曾引发业内广泛关注。花旗中国副行长任盛康对此回应称，关闭网点是根据客户行为和偏好的改变，以及市场环境而进行的调整，希望提升客户体验，以更多数字化渠道满足客户需求。

近年来，外资行关闭网点、抛售股权的例子已不胜枚举。如2015年底，德意志银行将所持的19.99%华夏银行股份出售；2016年3月，中国人寿受让花旗集团及IBMCredit所持广发银行全部股权；同年10月，银监会批复同意包商银行受让渣打银行持有的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4000万股权。

“失色”的业绩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外资行持续从国内撤离，背后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现在全球金融经济整体比较低迷，国内银行业的盈利也是今不如昔；另一方面，外资行更擅长为企业提供跨市场的资金、投资、管理等服务，在中国存在一些市场契合的问题，有“水土不服”的症状，在中国经营想获得起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撤资是自身利弊的一种选择。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还提到，近年来中资银行发展迅猛，加上本土优势和互联网金融等的影响，外资行在与中资银行直接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直接影响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翻阅多家外资行的2016年财报发现，外资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滑现象普遍，且幅度较大。其中星展银行（中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度分别减少18%和6%；大华银行（中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下滑7.6%和46.11%；渣打银行（中国）营业收入和税前净利润分别下滑23%和45%。

多家外资行都在年报中解释，业绩下滑主要是由于中国央行连续降息、息差收窄，中国市场的贸易规模减小，财富客户销售下降以及贸易收入减少等。与此同时，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及由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贸易融资等行业造成压力的影响，外资行的不良率也在攀升。

优势仍存

尽管收缩了在华的战线，不少外资银行依然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大华银行董事长黄一宗表示，“随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并继续向更为多元化的经济体系转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仍保持信心”。

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恰恰是外资行的优势所在。宋清辉表示，相较而言，在本土融资成本以及大额贷款方面，外资行显然不具备中资行的成本和规模优势，但在帮助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外资公司或国际投资者落地中国方面，外资行则具有先天优势，外资行具备成熟的海外市场经验，在打通境内外需求方面，外资行的这些功能可以实现最大化。

此外，外资行也具有明显的混业经营优势。郭田勇表示，目前国内混业经营的机构比较多，外资行的业务重心可以往这个方向调整。目前已有不少外资行提升企业金融业务的比例，重点服务那些具有国际经营项目、贸易往来且增长空间较大的中型企业，与国内本土商业银行差异化经营。

在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创新转型方面，外资行也不甘落后。例如花旗和星展，已将零售业务更多地转移到线上进行。任胜康曾介绍，在亚洲市场，花旗有95%的个人客户交易是通过物理网点之外的其他渠道完成，所以花旗总行开展“移动优先”的数字化战略，希望通过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体验。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程维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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